商朝为何被称为“殷”？这是古今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，主流的解释认为这一名称源自盘庚迁都至“殷地”这一事件。“殷”是一个地名，指的是如今的河南安阳地区，商朝在这里建立了都城，持续了270多年，因此将商朝称为“殷朝”或“殷商”。《尚书·盘庚》记载，“盘庚迁于殷，民不适有居”，这一段话为“殷”作为地名的解释提供了依据。
然而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与《尚书》的记载大不相同，司马迁的表述较为简略，仅提到帝舜将商契封于“商”地，且并未提到“殷”这一词。即使在成汤灭夏建立商朝时，司马迁整篇记录都称商朝为“殷”，而且并未明确解释“商”如何变为“殷”。例如，记载中有提到“盘庚迁殷之前，帝太甲修德，诸侯咸归殷”，以及“帝雍己时，殷道衰，诸侯或不至”之类的描述。可见，司马迁似乎更倾向于使用“殷朝”这一说法，而非“商朝”。但为什么“商”会变成“殷”，他并未作出清晰解释。
展开剩余76%但是，甲骨文的发现却揭示了与这一观点相悖的现象，不仅推翻了司马迁对商朝的称呼，还暗示“殷”可能与地名无关，甚至可能是个误解。
首先，商朝的自称一直是“商”，而从未使用过“殷”这一名称。在现存的17万片甲骨文中，几乎所有的记录都提到“入商”、“天邑商”等，而并未发现“入殷”、“天邑殷”等表述。这一点在甲骨文专家罗振玉的《殷墟书契考释序》中也得到了证实。他指出，“史称盘庚以后，商改称殷，但遍搜卜辞，既不见‘殷’字，又屡言‘入商’”。这意味着在商朝统治下，国号始终未变，直到盘庚迁都后才称“殷”，这并不符合历史的逻辑。商朝迁都过多次，但从未因迁都而改国号，何况在历史上，周朝即使多次迁都，也始终保持“周”这个国号。
周朝的情况说明，商朝迁都至殷地并不必然导致国号改变。因此，司马迁将商朝称为“殷朝”并将商朝的历史定名为《殷本纪》无疑是错误的，正确的应该是《商本纪》。
其次，周朝对商朝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。从传世文献来看，周人初期称商朝为“商”，如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的“商”。然而，在后期，周公辅佐成王时的文献，如《康诰》《酒诰》等，则出现了“殷”与“商”并用的情况。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明确，且由于这些文献经历了后世的抄写修改，我们无法确认周人何时开始称商朝为“殷”。但从考古出土的铭文来看，如利簋、何尊、康侯簋等，西周时期，周人普遍称商朝为“商”。
然而，进入西周中期之后，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后来的文献，都普遍使用“殷”来称呼商朝。这种转变值得深思，似乎揭示了商朝在周人心中的特殊地位和不同的评价。
第三，甲骨文中的“殷”字现象也十分反常。根据现有研究，“殷”字在甲骨文中的出现极为稀少，仅出现五次，并且大多没有形成完整的句子，无法确切判断其含义。唐际根教授的考证表明，甲骨文中的“殷”字要么独立存在，要么作为复合字出现在句中，缺乏明确的语境和指代对象。尤其在青铜器铭文中，虽然出现过“丽殷”一词，但并未明确指代地名，这也让“殷”是否为都城地名产生疑问。
第四，甲骨文中“殷”字的本义可能为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。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，“殷”字由“”与“殳”两部分组成，现代学者对其解释有两种主要的理解：一是象征着一个患病的人，旁边站着一个手持针的治疗者，寓意着疾病与治疗；二是“殷”字代表失去贵族身份的奴隶。这两种解释都带有负面含义。商朝灭亡后，周公及其后代在多次文献中警示人们从商朝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比如《酒诰》颁布的禁酒令。因此，“殷”作为一个带有警戒和反思意味的词汇，用于指代商朝，似乎在强调商朝的过错和教训。
综上所述，商朝被称为“殷”可能并非出于地名的原因，而更像是周人用来警示后代的一种负面称呼。这种称呼的广泛使用，或许始于周公辅佐成王时期，并在西周中期逐渐普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周朝称商朝为“殷”，但同样也保存了大量关于“商”的文献资料，这让我们更加理解“商”和“殷”都是指代商朝的一种方式。由此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商朝如何称呼夏朝？现今我们为何无法找到“夏”的直接记载，难道是因为夏朝的真实名称被后来的商人和周人扭曲或改变了？
参考资料：《唐际根：何以是“商”朝？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尚书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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